若论浮云

生了场小病，夜半发烧去医院打退烧针，结果靠药效撑到半夜还是烧了起来。夜半起来量体温吃退烧药，胃疼得受不住。那个时侯想了很多，包括以后要好好生活，要抓紧理想，要过健康的日子……也想到了“你”。一路上走来，如果没有“你”，人生该多寂寞呢。

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在宿舍结结实实宅了几天，终于平衡了近一个月以来工作带来的压力。两天来第一次出门，买了桃子提在手里。晚风吹着，天空暮色将合，一下子觉得很惬意。也因此想“你”，我的朋友我的爱。再年轻一些的时候，我唯恐“你”不知“你”在我世界里的位置，急于向世界证明这样的爱是无惧无畏，甚至丧心病狂的。不安，惶恐，也因此搞砸了很多事。然而多好，这么多年，这么多事情都过去了，我们竟然还在彼此的世界里（即使不在身旁，即使很久不联系），竟然还在这辽阔世界的微小角落里坚持着自己的坚持。而我，学会了默默地注视着“你”，即使没有言语，但依然温柔温暖。

是的，此时此刻，我觉得自己是幸福的。我庆幸自己年少轻狂时遇见了“你”，即使大打出手之后仍然能勾肩搭背在一起傻乐。每一次，我都觉得人生到了大分水岭，每一次，我都觉得自己要失去你了。然而，每一次，我们都站在彼此身旁，不抛弃，不放弃。stand by me。

不用等到彼此苍老不能，才能执手相看。再也不怕失去了，因为“你”“我”让彼此安心。也渐次理解了所谓“信任”的力量。理解了真正的感情，如果这都不算爱，那什么算呢。

有时也是那么一句，我时时在想，自己怎么那么幸运呢，怎么就能遇到你了呢。然而这时时的感念已经不再向年轻时候那样时时表达了。但我却比更年轻一些的时候更能感知到我们彼此之间那距离摧毁不清，时间燃烧不尽的爱。

再过一些日子，等到更大更剧烈的变动，更彻底的成人礼到来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还能相守呢。每当想到这个问题，我就对自己说，我对自己有信心。我可以。我会一辈子站在这里，不离不弃。少一天一个时辰都不是一辈子呀。

曾经因为《恶童》里的小白和小黑哭过。因为觉得自己是小黑，当自己在这个肮脏的大世界里失控的时候，我的小白，你并不在我身旁，并不知道我做的这些坏事。然而，想想看，在某种意义上自己又何尝不是小白呢，因为始终相信着爱与理想。

俯首感谢上苍。

吃完的饭有些兴奋 在家转转或者上街逛逛 为了能有下一顿饱饭 天堂实在太高太远 眼泪眼屎意守丹田 我们也只能表现得这样 上苍保佑吃完了饭的人民 上苍保佑有了精力的人民 请上苍保佑吃完了饭的人民 上苍保佑粮食顺利通过人民 真的不敢想要能够活着升天 只想能够活下去正确地浪费剩下的时间 这要经验还要时间 眼泪眼屎意守丹田 我们也只能这样忍受 不请求上苍公正仁慈 只求保佑活着的人别的就不用再问 不保佑太阳按时升起地上有没有什么战争 保佑工人还有农民小资产阶级姑娘和警察 升官的升官离婚的离婚无所事事的人 请上苍来保佑这些随时可以出卖自己 随时准备感动绝不想死也不知所终 开始感觉到撑的人民吧 请上苍保佑有了精力的人民 请上苍保佑粮食顺利通过人民上苍保佑吃完了饭的人民

有时会突然觉得很满足。比如此刻，电风扇吹着，窗帘拉着，电脑开着，在网上看到卡佛谈如何写作，下午，有些昏昏欲睡——这所有的一切让我瞬间满足了。

从来都是这样，只有我一个人的时候才能突然发现这样充分的满足，充分的幸福。

生活到来的猝不及防。我从前从未想过婚姻呀，买房呀，人际关系呀什么的，会如此迅速地袭击我的世界。说来是我一直害怕的东西，但似乎越是怕就来得越是迅猛。体会不到满足，更谈不上幸福。如果平淡和乏味称得上安稳的话，我是不是就应该承担这样的安稳呢。

总觉得自己是被催眠了，脑子中有一片空白，无力反抗自己的生活。有一次，做了一个梦，梦到天花板上的贴花墙皮雨水般掉落，就像老塔的电影。而我躺在那里既不动弹，也不躲避，反倒露出了一丝微笑。事后想想，那是怎样的绝望才能笑得出来呢。

绝望。一直以来都是个绝望透顶的人，但说到底抱着一丝希望——理想与爱。然而似乎生活要把这最后的希望也剥夺掉了。这些日子因为持续的工作体力不支，总在公交车上睡着。在朦胧间总能听到那些谈论生活的人，那么遥远又如此切近。我觉得自己就要被这样的日子吞噬，而自己竟然不知道反抗是不是还有意义。就像在公交车上的睡眠，不能醒来又不能深眠，就这样任由这轰轰隆隆的大车把自己带到很远的地方去。

生活让我渐次懂得了尤奈斯库。现在想来，当年读尤奈斯库的时候真的太年轻了，并没有真正读懂过，只不过是给自己多贴一张文艺青年的标签。然而，这些生活到来的时候，我才猛然发现，除了尤奈斯库的戏剧，再没有什么可以形容我此刻的处境了。不仅仅是《秃头歌女》或者《新房客》，也不仅仅是《椅子》或者《阿麦迪或脱身术》，不仅仅是《犀牛》。是他们的全部，在某时某刻轻轻地刺到了我。曾经无知地觉得这些荒诞戏剧仅仅只具有文体或者叙事上的意义，从来没有想过真的会有这么一天，生活会给我这全部的体验。比那些阅读体验更深刻，一下子就全然领悟了。

只有谈论这些才会让我安心。已经对人失望得太久太久了。看来我的人生也不过如此，放弃了。

原著：雷蒙德．卡佛 
　　翻译：小二 
　　 
　　还是在六十年代中期，我就对长篇叙事小说失去了兴趣。在一段时间里，别说是写，就连读完一篇都觉得吃力。我的注意力难以持久，不再有耐心写长篇。至于为什么会这样，说来话长，我不想在这儿多罗嗦了。但我知道，这直接导致了我对诗和短篇小说的爱好。进去，出来，不拖延，下一个。也许我在二十几岁的时候就没了雄心壮志。如果真是那样的话，倒是件好事了。野心和一点运气对一个作家是有帮助的，但野心太大又碰上运气不好的话，会把一个作家置于死地。另外，没有才华也是不行的。 
　　 
　　有些作家很有才华，我还真不知道一点才华都没有的作家。但是，对事物独特而准确的观察，再用恰当的文字把它表述出来，则又另当别论了。《加普的世界》其实是欧文(John Irving)自己奇妙的世界。对奥康纳(Flannery O’Connor)而言，则存在着另外一个世界。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和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有他们自己的世界。对奇佛(Cheever), 厄普代克(Updike), 辛格(Singer), 埃尔金(Stanley Elkin), 贝蒂(Ann Beattie), 奥齐克(Cynthia Ozick), 巴塞尔姆(Donald Barthelme), 罗宾森(Mary Robison), 基特里奇(William Kittredge), 汉纳(Barry Hannah)和勒奎恩(Ursula K. LeGuin)来说，都存在着一个与他人完全不同的世界。每一个伟大的作家，甚至每一个还可以的作家，都在根据自己的规则来构造世界。 
　　 
　　以上所说的和所谓的风格有点关系，但也不尽然。它像签名一样，是一个作家独特的、不会与他人混淆的东西。它是这个作家的世界，是把一个作家与另一个作家区分开来的东西，与才华无关。这个世界上才华有的是，但一个能持久的作家必须有自己独到的观察事物的方法，并能对所观察到的事物加以艺术地叙述。 
　　 
　　黛因生（Isak Dinesen）曾说过，她每天写一点。不为所喜，不为所忧。我想有一天我会把这个抄在一张三乘五寸的卡片上，并贴在我写字台正面的墙上。我已在那面墙上贴了些三乘五的卡片，“准确的陈述是写作的第一要素” －－庞德(Ezra Pound)，就是其中一张。我知道，写作不仅仅只是这一点。但如能做到‘准确的陈述’，你的路子起码是走对了。 
　　 
　　我墙上还有张三乘五寸的卡片，上面有我从契可夫（Chekov）的一篇小说里摘录的一句话：“……突然，一切都变得清晰起来。”我发现这几个字充满奇妙和可能性。我喜欢它们的简洁以及所暗示的一种启示。另外，它们还带着点神秘色彩。过去不清楚的是什么？为什么直到现在才变得清晰了？什么原因？还有个最关键的问题－－然后呢？这种突然的清晰必然伴随着结果，我感到一种释然和期待。 
　　 
　　我曾无意听到作家沃尔夫(Geoffrey Wolff)对他的学生说：“别耍廉价的花招” 这句话也该写在一张卡片上。我还要更进一步：“别耍花招” 句号。我痛恨花招，在小说中，我一看见小花招或伎俩，不管是廉价的还是精心制作的，我都不想再往下看。小伎俩使人厌烦，而我又特别容易感到厌烦，这大概和我注意力不能长时间集中有关。和愚蠢的写作一样，那些自以为聪明和时髦夸张的写作也使我昏昏欲睡。作家不需要靠耍花招和卖弄技巧，你没必要是个聪明绝顶的家伙。尽管你有可能被人看成傻子，作家要有面对简单的事物，比如落日或一只旧鞋子，惊讶得张口结舌的资质。 
　　 
　　几个月前，巴思(John Barth)在纽约时报的书评专栏里曾提到，十年前，参加他写作短训班的学生，大多对‘形式创新’ 着迷。而现在不太一样了。那些自由开放的实验小说不再时髦，他担心八十年代的人又开始写那些老生常谈的小说。每当听见人们在我面前谈论小说的‘形式创新’，我总会感到不太自在。你会发现，很多不负责任、愚蠢和模仿他人的写作，常常都是以‘实验’为幌子。这种写作往往是对读者的粗暴，使他们和作者产生隔阂。它不会给我们带来与世界有关的任何新信息，只是描述一幅荒凉的景象，几个小沙丘，几只蜥蜴，没有任何人和与人有关的东西。这是个只有少数科学家才会感兴趣的地方。 
　　 
　　值得一提的是真正的实验小说必须是原创的，它是艰苦劳动的回报。一味地追随和模仿他人对事物的观察方法是徒劳的。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巴塞尔姆，另一个作家如果以‘创新’ 的名义，盗用巴塞尔姆特有的灵感或表达方式，其结果只会是混乱，失败和自欺欺人。如庞得所说，真正的实验小说应该是全新的。 而且，不能为创新而创新。如果一个作家还没有走火入魔的话，他的世界和读者的世界是能够沟通的。 
　　 
　　在一首诗或一篇短篇小说里，我们完全可以用普通而精准的语言来描述普通的事情，赋予一些常见的事物，如一张椅子，一扇窗帘，一把叉子，一块石头，或一付耳环以惊人的魔力。纳博科夫(Nabokov)就有这样的本事，用一段看似无关痛痒的对话，让你读后脊背发凉，并感受到艺术上的享受。我对这样的作品才感兴趣。我讨厌杂乱无章的写作，不管它是打着实验小说的旗号还是以现实主义的名义。在巴别尔(Isaac Babel)的那部绝妙的小说《盖 • 德 • 莫泊桑》里，叙述者有这么一段有关小说写作的话:“没有什么能比一个放在恰当位子上的句号更能打动你的心。”这句话同样应该写在一张三乘五的卡片上。 
　　 
　　康奈尔(Connell)在谈论小说修改时说，当他开始删除一些逗号，随后又把这些逗号放回原处时，他知道这部小说差不多写完了。我喜欢这种认真的工作方式。我们作为作家，唯一拥有的只是些字和词。只有把它们连同标点符号一起，放在恰当的位子上，才能最好地表达我们想说的东西。如果词句因为作者自己的情绪失控而变得沉重，或由于某种原因而不能够准确，读者的艺术感官就不会被你的作品触动，从而无法对它感兴趣。詹姆士(Henry James)称这一类不幸的写作为“微弱的陈述。” 
　　 
　　我有朋友曾对我说，因为需要钱，他不得不赶着写完一本书。编辑和老婆都在后面催着呢，说不定哪天就会弃他而去，等等。对自己写得不好的另一个借口是：“如果再花点时间的话，我会写得更好。”当我听见我的一个写长篇的朋友说这句话时，我简直有点目瞪口呆了，直到现在我还有这种感觉。虽然这不关我什么事，但是，在写一部作品时，你如果不把全部的本事都用上，你为什么要写它呢？说到底，一个尽自己最大能力写出来的作品，以及因写它而得到的满足感。是我们唯一能够带进棺材里的东西。我想对我的那位朋友说，看在老天的份上，您干点别的什么吧。这个世界上总还有些既容易又能保持诚实的赚钱方法吧。或者，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去写，写完就完了，不要找借口，不要抱怨，更不要解释。 
　　 
　　在一篇叫做《短篇写作》的文章里，奥康纳把写作比作发现。她说当她准备写一部小说时，常常不知道她到底要写些什么。她怀疑大多数作家在一开始就知道小说的走向。她用《善良的乡村人》这部小说作为例子，来说明她的写作过程。她常常是在小说快写完时才知道该怎样去结尾。 
　　 
　　‘我开始写那部小说时，并不知道里面会有一个有一条木腿的博士。有天早上，我在写两个我较熟悉的女人。我给其中的一个安排了一个有条木腿的女儿，我又加了个推销圣经的人物，我当时并不知道他在小说中将会干些什么。我不知道他会去偷那条木腿，直到我写了十几行后才有了这个想法。但这个主意一形成，一切都变得那么必然。’ 
　　 
　　有一次，我坐下来写最终成为一部很不错的小说。开始，我只有开头的一句话：“当电话铃响起的时候，他正在吸尘。”接下来的几天里，这句话在我脑子里转来转去。我知道有个故事在那儿跃跃欲试，我能从骨子里面感到那句话是一个故事的开头，如果我能有时间的话，那怕只有十几个小时，我会写出个很好的故事。我终于在一个早上坐了下来，并写下了那句开头。很快，其他句子接踵而至。就像我写诗时那样，一句接着一句。不一会儿，一个短篇就成形了。我知道我终于写出了一个我一直想写的故事。 
　　 
　　我喜欢小说里有些恐慌和紧张的气氛，起码它对小说的销售有帮助。好的故事里需要一种紧张的氛围，某件事马上就要发生了，它在一步一步地逼近。小说里的这种氛围，是靠实实在在的词创造出来的视觉效果。同时，那些没写出来的、暗示性的东西，那些隐藏在平滑（或微微有点起伏）的表层下面的东西，也会起到同样的效果。普里切特(V. S. Pritchett)给短篇小说的定义是：“眼角闪过的一瞥。”请注意这‘一瞥’。先是有‘一瞥’，再给这‘一瞥’赋予生命，将这‘一瞥’转化成对当前时刻的阐明。如果运气好的话，还能进一步对事情的结果和意义加以延伸。短篇小说家的使命就是充分地利用这‘一瞥’，用智慧和文学手法来展现作者的才华，尺寸感，适度感，以及对外界事物的看法――我这里特别强调与众不同的看法。而这一切，是要靠清晰准确的语言来实现的。用语言赋予细节以生气，使故事生辉。语言精准了，细节才会具体传神。为了准确地描述，你甚至可以用一些通俗的词。只要运用得当，它们同样可以起到一字千斤的效果。 
　　 
　　 
　　Dec. 7, 2006 

 

昨晚发生了一些怪异的事情，还以为自己是人格分裂，结果去查，发现是典型的抑郁症。

其实也不意外，自己这么多年来把持着自己已经非常非常累了。努力扮演着一个有理想有爱的人，努力让自己乐观，努力好好生活。可自己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自己是清楚的。

下午来上班，听说早晨有个学生跳楼自杀了。原因竟然是抑郁症。

一夜未眠，一天没有吃东西。勉强地走在人群中，为什么每一年的夏晚我都要如此虐待自己才会得到快感。

不知是最近压力太大，还是自己不好。一片茫然。